东南亚第一大国的权力交接, 透露意味深长的6大趋势

 导读：2月14日，“五合一”印尼大选投票结束，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与其竞选搭档梭罗市现任市长、佐科总统长子吉布兰赢得总统、副总统选举。普拉博沃将接棒执政十年的佐科成为下任总统，执掌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本次大选是对“佐科时代”制度化改革与实践的一次全面检验，折射出印尼政党政治的新特点，也将深刻影响印尼未来的政治发展。    文章指出，透过本轮大选可以发现印尼政党政治呈现出以下六大新特点：第一，‍‍‍‍“佐科时代”催生“佐科效应”。佐科总统执政近10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了“佐科时代”。在佐科总统鼎力支持下，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取得大选胜利，从中彰显了“佐科效应”。第二，年轻选民成为大选的“风向标”。在本次选举中，年轻选民约占选民总量的52%，各候选人均采取多种手段增加自身在年轻选民中的关注度和支持率。第三，‍‍‍‍‍‍总统与议会选举出现选票分离现象。选民一方面从国家未来考虑选择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同时又出于短期实际利益考虑支持本党联盟推出议员候选人。第四，政党碎片化和政党卡特尔化同步加速。在国会选举中印尼所有政党的支持率均未超过20%，催生了政党联合的动力，政党联合则强化了利益和权力的勾兑，进一步推动政党卡特尔化。第五，身份政治退潮和道德政治增强。在大选委员会和大选监督委员会的推动下，身份政治并未成为大选的主要议题，与之相对道德政治开始上升，主要体现在对副总统候选人资格、总统或公务员在大选中是否中立以及‍‍‍‍政治家的道德问题的关注和讨论。第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上升。此次大选充分展现了印尼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的日渐增强以及选民对发展繁荣的强烈渴望，与此同时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也随之抬头。‍    印尼政党政治呈现的上述新特点说明，印尼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民主改革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政党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此次大选后，印尼将正式从“佐科时代”步入“后佐科时代”，作为作为世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重要新兴经济体，“后佐科时代”的印尼保持政党政治健康发展对其自身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当代世界》，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从2024年大选看印尼政党政治新特点

文｜‍‍许利平

来源｜《当代世界》

▲ 2024年2月14日，印尼雅加达，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赢得印尼2024年总统选举。图源：互联网‍‍‍‍‍‍‍‍‍‍‍‍‍‍‍‍‍‍‍

2024年2月14日，印尼举行五年一度大选。本次选举包括总统和副总统、国会、地方代表理事会、省议会与县、市议会选举，即“五合一选举”，选民人数达2.04亿，被称为“世界上单日举行的最大规模选举”。根据多家民调机构计票结果，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与其竞选搭档梭罗市现任市长、佐科总统长子吉布兰赢得总统、副总统选举。从印尼政党政治发展进程来看，2024年大选无疑是印尼民主改革时代重要的里程碑，是对“佐科时代”制度化改革与实践的一次全面检验。透过本轮大选可以发现，印尼政党政治呈现出总统和议会选举选票分离、政党碎片化和政党卡特尔同步加速、身份政治退潮和道德政治增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上升等新特点。

 1   “佐科时代”催生“佐科效应”

按照印尼宪法，佐科总统的任期到2024年10月20日结束，不能再参加总统选举。受疫情影响，佐科政府的一些战略性工程没有如期完成，继任者能否继续这些工程，保持印尼经济发展的延续性，成为印尼朝野关注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问题。

佐科1961年出生于中爪哇省，虽然不是来自富有家庭或传统军人世家，但其只用了9年时间便完成从家具商到市长、省长再到总统的“三级跳”，创造了印尼政坛的“奇迹”。更重要的是，佐科不是任何政党领袖，仅依靠民主斗争党的提名从政，这在印尼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佐科执政近10年来，始终保持“亲民”作风，“走基层”是他主要工作方式，印尼各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佐科始终力图团结国会绝大多数政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包括工作内阁（2014—2019年）和前进内阁（2019—2024年），维护印尼政治社会相对稳定。同时，佐科政府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2014—2022年，印尼高速公路里程从802公里增加到2687公里，机场从237座增加到287座，港口从1655个增加到3147个。此外，佐科政府强力推动下游工业发展，大大增加了印尼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比如2020年镍矿出口额仅有11亿美元，2022年出口额达300亿美元，为印尼创造了宝贵的外汇收入。佐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外来投资，经济大体维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发展态势，国家GDP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45%。不仅如此，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背景下，印尼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主动调解乌克兰危机，还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成功举办系列峰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赞赏，印尼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提升。近两年来，佐科支持率始终保持在75%以上，被认为开创了“佐科时代”。

“佐科时代”让印尼广大民众具有极高的获得感，他们迫切希望继任者能够延续“佐科时代”的政治遗产，继续带领印尼实现“2045黄金印尼”愿景目标。正是捕捉到民众的这种需求与愿望，佐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继任者。按照基本政治逻辑，佐科来自民主斗争党，也受惠于民主斗争党的支持，其继任者候选人理应来自民主斗争党，比如中爪哇省前省长甘贾尔就是比较理想的人选。

然而，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民主斗争党主席梅加瓦蒂与佐科矛盾日渐尖锐，佐科很难信任梅加瓦蒂提名的甘贾尔。在此背景下，佐科被迫另寻他人，普拉博沃由此进入佐科视野，成为继任者候选人。普拉博沃原本是佐科的竞争对手，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中均败给了佐科。2019年10月，佐科不计前嫌，为了组成强大联合内阁，将普拉博沃纳入自己的前进内阁，让其担任国防部长。其实，普拉博沃身为大印尼运动党主席，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很早就与民族复兴党主席穆海敏组成联盟，计划参加第三次总统竞选。但普拉博沃从来没有承诺让穆海敏担任副总统候选人搭档，这给佐科大儿子吉布兰加入普拉博沃联合阵营留下了空间。后来，在各方势力的协调下，吉布兰成为普拉博沃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而穆海敏只能另寻他路，作为副总统人选与雅加达首都特区前省长阿尼斯搭档竞选。

实际上，在普拉博沃、甘贾尔、阿尼斯三位总统候选人没有确定副总统候选人搭档之前，甘贾尔支持率最高。当普拉博沃确定吉布兰为其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后，普拉博沃的支持率随之位居前列。此后，普拉博沃便以佐科政治遗产继承者自居，大打“延续”佐科政策牌，佐科也在公开场合力挺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十分巧妙地把民众对佐科的高支持率转换成对自身的支持，收获了“一轮定胜负”的超预期选举战果，彰显了鲜明的“佐科效应”。

 2   年轻选民成为大选的“风向标”

根据印尼大选委员会的统计，年轻选民（17—40岁）为1.06亿人，约占选民总数的52%。其中，年轻选民主要分为千禧一代和Z世代两个群体。根据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34.8%的年轻选民看重候选人是否诚实和反贪污，16.8%的年轻选民看重候选人是否有经验，特别是关于变革和处理危机的领导力，15.9%的年轻选民看重候选人亲民、淳朴的特质。从其他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年轻选民主要关注三大议题，48.2%的年轻选民关注就业，13.5%的年轻选民关注健康与福利，13.2%的年轻选民关注数字经济或创意经济。

为了吸引年轻选民，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采取多种手段增加自身在年轻选民中的关注度和支持率。吉布兰在辩论中提出，如果他和普拉博沃当选，将大力发展下游工业，消除发展不平衡，向绿色能源转型，促进创意经济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等，为年轻人和妇女增加19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500万个就业机会将由绿色经济提供，这直接迎合年轻选民的需求，获得积极反响。

此外，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积极打造亲民形象，不仅在竞选海报上呈现“卡通化”形象，以吸引广大年轻选民，还在年轻选民常用的社交媒体上下足了功夫，在WhatsApp上拥有近25万名关注者，远超甘贾尔—马福德组合的9万人，更是阿尼斯—穆海敏组合的5倍。

 3   总统与议会选举出现选票分离现象

这次大选与以往大选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政党基本盘选民的投票行为出现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分离的现象，即政党基本盘的选民在总统选举中将大部分选票投向对方政党联盟推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而少部分选票投向了本党联盟推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而在议会选举中，基本盘的选民把选票投向本党联盟推出的议员候选人。

上述现象主要体现在民主斗争党推出的甘贾尔—马福德组合上。他们在爪哇省、巴厘岛、东努沙登加拉省等民主斗争党票仓地区意外败给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而民主斗争党在国会选举中却获得最高支持率。对此，甘贾尔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要求成立专门调查组查证。除民主斗争党外，其他政党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根据调查数据，此次印尼大选中，51.1%的民族复兴党选民支持对手联盟推出的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只有38.7%的民族复兴党选民选择本党联盟推出的阿尼斯—穆海敏组合。这一现象反映了印尼选民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政党基本盘选民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意愿，从国家未来考虑来选择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在议会选举中，出于对自身短期实际利益的考虑，选民支持本党联盟推出的议员候选人。

与此同时，政党总统候选人获胜并没有带来燕尾效应，即其所在的政党支持率并未大幅度提高。根据《罗盘报》统计，虽然87.6%的大印尼运动党选民投票支持本党主席普拉博沃，但是大印尼运动党的支持率没有明显提升。大印尼运动党竞选团队负责人分析认为，该党专注于总统选举，忽视了议会选举，导致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结果不一致。基于上述判断，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同步举行，分散了政党开展竞选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二者选举结果并不完全同步。

 4   政党碎片化和政党卡特尔化同步加速

政党碎片化是指在多党制的政治架构中政党林立，并且在议会中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占据主导优势，造成权力高度分散的现象。一般而言，政党碎片化与政党的个人化有着密切关系。在苏哈托“新秩序”时代，印尼只有专业集团党、建设团结党和民主党三大合法政党，而专业集团党一党独大，权力高度集中。自1998年民主改革以来，随着苏哈托政权垮台，专业集团党由于派系斗争，分裂成以不同派系大佬为首的众多政党，比如以维兰托为首成立的民心党、以苏利亚·巴洛为首成立的国民民主党等，由此专业集团党一党独大的时代彻底结束，印尼政党政治开始进入碎片化时代。

2024年的国会选举进一步加剧了政党碎片化。根据民调结果，印尼所有政党的支持率均未超过20%。受佐科支持大儿子吉布兰竞选副总统影响，印尼国会第一大党——民主斗争党面临分裂的风险。同时，民主斗争党的一部分选票还流向佐科小儿子卡桑所在的印尼团结党，这使得民主斗争党支持率徘徊在16%左右，创近20多年来新低。民主斗争党虽然保留新一届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其议席数量和影响力或大为降低。

大印尼运动党由于把主要精力用于给普拉博沃助选，在这次大选中本党支持率仅有13%，相较2019年有微弱上升。而民族民主党和民族觉醒党，则因为推举阿尼斯—穆海明组合知名度大幅提高，支持率在10%左右。推选吉布兰为其副总统候选人的专业集团党，支持率约15%，保持国会第二大党地位。此外，民主党、繁荣公正党、国民使命党的支持率则在10%以下。老牌政党建设团结党由于内部分裂，年轻人才匮乏，其支持率在4%左右，能否进入新国会还需等到大选委员会正式统计结果才能确认。

按照印尼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必须由大选中获得25%支持率或在国会占据20%议席的政党及政党联盟完成，其提名资格才算有效。在政党碎片化背景下，各个政党为此“抱团取暖”、合纵连横，共同推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同时，议会选举覆盖面越来越广、耗费资源越来越大，也需要各个政党组织联盟开展竞选，政党卡特尔化时代由此形成。

所谓政党卡特尔化，是指多党宪政体制以及选举制度造成政党之间无原则、纯功利的联合，以致丧失了政党本来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和价值。政党卡特尔化现象贯穿选举期间及选举后联合政府组建，实质上是政党卡特尔化现象进入行政领域。未来普拉博沃—吉布兰政府可能会组成更大的联合政府，这将进一步强化政党卡特尔化的利益和权力基础。

从长远来看，政党碎片化催生了政党联合的动力，而政党联合则强化了利益和权力的勾兑，进一步推动政党卡特尔化。

 5   身份政治退潮与道德政治增强

所谓身份政治是指将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标识政治化的一种现象。“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政治，它可能导致多元和特殊的认同，妨碍普遍性的国家认同。”如果身份政治无限上升，将可能导致国家认同危机，造成社会混乱或动荡。印尼是一个多部族、多宗教国家。虽然印尼被称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86%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并不是印尼的国教。除伊斯兰教外，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孔教都是被印尼官方公开承认的宗教，这六大宗教一律平等，并受国家法律保护。在2017年地方选举和2019年大选中，印尼少数政客把宗教身份认同政治化，将身份政治推向了高潮。

在2017年雅加达省长选举期间，时任雅加达省长、佐科的政治盟友钟万学，由于出色的执政成绩，争取连任胜算较大。但由于钟万学具有华裔和基督徒“双重少数”身份，成为竞争对手攻击的靶子。保守派发动数十万穆斯林民众在雅加达独立广场进行示威游行，指控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教。在强大压力下，原本支持钟万学的选民被迫放弃投票或改变投票方向，导致钟万学选举落败。这次示威游行成为塑造身份政治的标志，“以此为名建立的‘212 校友会’和‘212 迷你连锁店’，持续发挥影响”。

在2019年印尼大选中，佐科谋求连任，但反对派大肆炒作佐科“非穆斯林身份”的假新闻，将身份政治推向新的高峰。为了证明自己的穆斯林正统身份，佐科多次去麦加朝觐，试图消除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但反对派仍继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行动，向佐科发难，其中“212校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赢得选举，佐科在最后一刻临时换上时任印尼伊斯兰学者委员会主席马鲁夫为其副总统搭档，得以确保在2019年大选获得连任。

鉴于身份政治对佐科政权的破坏力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佐科连任总统后，对极端伊斯兰势力进行坚决打击：一方面将“212校友会”幕后极端分子绳之以法，打击其嚣张气焰；另一方面以维护“建国五基”原则为名，取缔了一些非法极端伊斯兰组织，遏制身份政治上升的势头。

为了防止身份政治对2024年大选造成负面冲击，印尼大选委员会以及大选监督委员会发表公开声明，强调按照2017年关于选举的第7号令和2018年大选委员会第33号规定，禁止炒作身份政治，否则将受到处罚。大选委员会主席哈希姆还对信徒党试图发动身份政治竞选给予警告。此外，2023年7月15日，跨宗教领袖发表声明称，拒绝身份政治和假消息，加之三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都是穆斯林身份，大大挤压了身份政治的空间。在总统和副总统辩论、各大政党竞选活动等场合，身份政治并没有成为主要议题，并开始呈现明显退潮的趋势。

与身份政治退潮相反，道德政治开始上升。所谓道德政治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和思想趋向，主张将现代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即在大选中对政治家的道德操守以及政治行为进行审视和评判，以此检验政治合法性。

首先，引发道德政治上升的导火索是副总统候选人资格问题。按照印尼2017年颁布的关于大选第7号令第169款规定，印尼总统、副总候选人最低年龄为40岁。2023年10月16日，在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截止日期前夕，宪法法院匆忙作出裁决，修改选举法，允许年龄低于最低要求的人被提名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但要求被提名人曾有担任民选官员的经验。此番裁决被质疑是为吉布兰参选副总统“量身定做”，加上时任宪法法院院长安瓦尔为佐科总统的妹夫，立即引发民众对道德政治的讨论，形成舆情事件。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宪法法院立即成立道德委员会，剥夺了安瓦尔宪法法院院长职位，试图淡化相关争议。由于之前宪法法院的裁决是最终决定，无法改变，使得吉布兰参选副总统侥幸过关。不过，2024年2月5日，宪法法院尊严委员会对大选委员会主席及其他6名成员给予严重警告，其理由是大选委员会成员违反道德和行为规范，没有与国会沟通修改相关法律，擅自确认吉布兰副总统候选人资格。这一争议性裁决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将会对新政府的执政合法性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关于总统或公务员在大选中是否中立也存在争议。根据印尼1999年发布的关于人权第39号法令第1款第43条规定，每一位公民都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根据印尼2017年发布的关于选举第7号令第2款和第1款第22条规定，在选举组织过程中，总统负责成立遴选大选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并提交国会审议。这就意味着总统在大选组织过程中拥有选举利益，必须保持中立，否则属于滥用权力。2024年1月24日，佐科总统表示，总统可以支持某一候选人，并且根据法律可以参加竞选；但随后他强调，总统参加竞选活动，不能使用国家资源。

2024年2月2日，印尼大学教授委员会主席哈尔克丽丝·杜迪教授代表印尼大学教授和校友会成员发表声明，要求印尼所有政府官员、军人、警察不要屈服压力支持某一候选人。在此前后，印尼主要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公开呼吁政治家尊重道德，共同举行公正、干净选举。在此背景下，马福德立即辞去了政治、法律与安全统筹部长职务，尝试树立政治道德典范。2024年2月7日，佐科在大选投票前夕重申，“所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军人、警察以及情报人员在大选中需保持中立。”

最后，就政治家的道德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在总统辩论中，普拉博沃与阿尼斯就政治家道德问题唇枪舌剑、公开互呛。阿尼斯暗指普拉博沃的人权污点，而普拉博沃则指责阿尼斯不懂得感恩，没有基本的道德素质。

总之，身份政治的退潮和道德政治的上升，反映了印尼宪政框架还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这为一些政治人物通过手中权力，进行政治操弄提供了空间。随着印尼宪政框架完善，这种空间将会进一步压缩，但不会彻底消失。

 6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交织上升

印尼民族主义产生与印尼的民族振兴意识萌芽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中叶，印尼独立之前，印尼民族主义分子以民族振兴为己任，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1908年至善社成立，标志着印尼近代民族觉醒运动的开始。1928年全印尼青年大会的成立，确立了印尼的统一身份意识，是印尼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里程碑。独立之后的苏加诺时代，印尼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相结合，被称为“纳沙贡”，核心是反对西方殖民干涉，维护民族独立与争取主权完整。苏哈托时代的民族主义则是通过工业化、现代化来实现印尼经济的自给自足。

自1998年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代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进一步上升，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势头显著。当前，印尼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府出台新政策限制原材料出口，利用非关税壁垒阻挡进口，利用行政命令限制外国人在民生行业的投资规模等。近年来，欧盟对棕榈油的限制进口令以及反对印尼禁止原矿出口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印尼的经济民族主义。2023年4月，欧盟通过一项法律，禁止进口与森林破坏有关的商品，这一举措直接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普拉博沃明确反对上述禁令，为印尼棕榈油生产相关利益群体发声，认为欧盟存在双重标准。

在此次印尼大选中，“主权”“自主”“自立”“保护”等关键词充斥各个竞选平台，充分展现了印尼经济民族主义意识日渐浓厚，体现了印尼广大民众对发展繁荣的渴望，以及更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决心与意志。

民族主义上升的同时，民粹主义也随之抬头。印尼是一个岛屿众多、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同时贫富悬殊较为严重，国家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给民粹主义产生增添了深厚土壤。印尼民粹主义更多表现为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比如推行了几十年的燃油补贴政策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这项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保护了中下层平民，但同时助长了腐败贪污，消耗了大量国家预算，制约了印尼长远发展。

在这次大选中，佐科政府发放大量社会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民粹主义手段，被质疑是为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暗中拉票。此外，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在竞选中推出“免费午餐和牛奶计划”，旨在吸引中下层选民。如果该计划全面实施，将花费国家预算450万亿印尼盾（约合2077亿元人民币），为8290万人提供免费午餐和牛奶，包括中小学生、伊斯兰寄宿学校学生以及孕妇。这显然将极大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综上所述，2024年印尼大选是对20多年印尼民主改革成果的检验。通过对印尼政党政治新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印尼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民主改革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政党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世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重要新兴经济体，印尼政党政治健康发展不仅对其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也影响重大。

*文章原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3期。

作者：许利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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